淑英、大发：

　　信均收到，因事忙未复。生孩子后身体好吧？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，提高政治文化。在省合作社工作很好。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。我身体很好。勿念！祝好。

父 三月十六日

　　淑英：

　　信收到。带着两个孩子，无法学习，也无法工作。你和丁大发还是回家去种田好了。不必来我这里，我很快也要离开沈阳。我这里也无法养活你及小孩。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。问好。

父 四月三日

　　淑英：

　　小孩病得这样厉害，是什么病？是否是出疹子，是否是肺炎？如果是出疹子或转为肺炎则宜注射青霉素。兹寄给伍拾万元，给小孩治病用。问好。

父 六月四日

　　淑英、大发：

　　信收到，知你们进步非常高兴……

　　淑英还是要继续学习，最好也能参加业余中学学习……你姐姐也有信来，因为她现在没有工作，上次寄了一点（钱）给她。你们要的书先寄一、二卷，三、四卷以后寄给你（们）。问好。

父 一月廿七日

　　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凯丰于1952年至1954年之间写给二女儿何淑英和二女婿丁大发的4封家书。原信中有漏字，整理时，补齐的字用括号标明。这几封信虽然简短，但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父亲满满的对儿女后辈的关切与勉励，读来令人感动。

　　凯丰原名何克全，1906年2月出生于江西萍乡市。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一生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，是我党共青团建设和青年、学生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政治局委员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部长等职务。凯丰于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，终年49岁。

　　凯丰自1927年参加革命后，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，艰苦朴素、廉洁奉公，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家人牟取私利。从他写给二女儿何淑英的4封家书中可见一斑。

　　何淑英是凯丰4个儿女中日子过得最艰难的一个。她的姐姐和两个弟弟都生活在凯丰身边，能得到父母关照，只有她从小住在乡下外婆家里，没有读过书，嫁给了一位农民。

　　1951年4月，已有了一个孩子年仅23岁的何淑英辗转几千里，从家乡来到时任中共东北局常委、沈阳市委书记的父亲身边，请求20多年未曾谋面的父亲为她在沈阳安排一个工作，但凯丰以自己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带好头为由，没有答应女儿请求。后来，凯丰的秘书董连璧看不下去，反复劝说凯丰，并说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，给女儿安排个卖力气的工作不犯党纪国法”，这才“磨着”凯丰给自己的老战友、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王首道写了一封信。王首道接到信后，动情地说：“凯丰同志的孩子吃了好多苦，他们就是不提出参加工作的请求，组织上也应该给予安排。何淑英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。”在王首道的关照下，何淑英被安排进湖南省财经干部训练班学习，后来被安排在湖南省合作社联合社供应部当出纳。

　　凯丰从何淑英的来信中得知她参加了工作，高兴地于1952年3月16日给女儿、女婿回了一封信。信中除了关心女儿的身体和学习外，还叮嘱女儿“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”，并特别在“廉洁奉公守法”几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，充分显示了凯丰对儿女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。

　　不久，何淑英和丈夫丁大发因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工作、生活遇到很大困难，夫妻俩期盼能够得到父亲关照，于是商量着给凯丰写了信，要求来沈阳，跟着凯丰一起工作和生活。1952年4月3日，凯丰给女儿回信说，你“带着两个孩子，无法学习，也无法工作”，就回家去种田吧，“我这里也无法养活你及小孩”。你们要靠自己去养活自己及孩子。

　　一个党的高级干部，居然说养不活自己的女儿和外孙，这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之事，从中也可以看出凯丰的清廉本色。

　　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从第三封信中看出，何淑英的孩子得了重病，作为外公的凯丰知道后，当即寄了人民币50万元给外孙治病，并关切地写信询问外孙的病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解放初期的50万元，只相当于现在的50元。由此可见凯丰囊中之羞涩。而在这之前，凯丰已经调往北京工作，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。但他，清贫依旧。

　　对二女儿何淑英是这样，对跟随在身边多年的大女儿何明清，凯丰也从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她谋一点福祉，甚至连工作也没有给她安排。这从1954年1月27日凯丰给二女儿何淑英和女婿丁大发的回信中可以看到。

　　对父亲的清廉，何淑英最有感受。1954年秋天，何淑英曾去北京看望过一次父亲。在她离京返家时，凯丰送给她的东西，竟然只有两件自己已经穿了多年的旧衣服：一件中山装，一件毛线衣。这两件衣服，不是散了线，就是打满了补丁。而这，还是凯丰能够拿得出手的两件好一点的衣服。“我爸爸没有钱，很穷很穷，那时的中央领导人都这样。我去习仲勋、陆定一、胡乔木、周扬家里串门时，看到他们都跟父亲一样，穿得非常朴素，吃得非常简单。他们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压着补丁。”何淑英曾回忆说。